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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一起做一个爱学习、愿成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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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你要去摆摊？文/晏凌羊
最近，我每天都有在“经历时代”的感觉。
以前看到计医院流产，现在看到各地都在鼓励人们生二胎。
以前看美国，觉得那是一个自由、美好、开放、民主的国度，现在看这个国家的人民选出了一个有点反智的总统。
以前看到城管追着小摊贩满街跑，现在看到城管给小贩打电话，希望他们去固定地点摆摊。
如果时代在翻篇，那我感觉自己正站在书脊上。
这几天，“摆摊”成为了一个热词。
好多网友纷纷说自己要出去摆摊，五菱推出的摆摊车还让五菱的股价往上飙升了一倍有多。
我专门去研究了下摆摊车，发现它价格虽然很便宜，但只有手动档可以选。
像我这种学车时差点气死教练、拿到驾照后就不知道离合和手动档咋用的人，连开摆摊车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说到“摆摊”，我自己也是有过点经历的。
大学毕业时，很多同学参与了“毕业生跳蚤市场”，我没参与，因为我根本没啥拿得出手的东西（太穷了）。
人生第一次摆摊，是离婚后。
我需要散心，而孩子需要放风，所以，每个周末我几乎都会带着孩子出去玩。
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办音乐节，招募摊主，我也去凑热闹。
我先是跑去广州某小商品批发市场批发了一堆手镯、项链、耳环之类的小商品，接着又做了几个招牌，就开着车、带着孩子去了。
一去，才发现：和同行摆的摊儿相比，我那个小摊简直就是小儿科。
守了一两个小时，我只卖出去两三个手镯、一串项链和一副耳环。
那会儿逗号还处于物权意识比较浓厚的年龄段，一看别人付钱拿走摊位上的东西就狂哭（她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她的），害得我不停解释。
东西没卖完，我就只能继续卖。某天，我跑去天桥上，和其他小摊贩一起干站了一会儿，还是一件都没卖出去。
现在，这些手镯、项链和首饰都被逗号零零星星拿去送人了。我的摆摊经历，宣告失败。
分析自己摆摊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选品失败，另一方面是我拉不下脸。
手镯、项链、耳环之类的小商品，并不是必需品；人们真想买它做配饰，要么是因为做成它的材质货真价实，要么是它的设计吸引人。小商品批发市场批发来的这种小玩意儿，人们最多买来图个新鲜，可我面对的人群又不是出去旅游买个新鲜的人群，这种选品实在是不吸引人。
那时候，我在体制内拥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的职级，不说大富大贵，但至少吃穿不愁，摆摊纯粹只是为了体验生活，自然就不会太拼，也懒得想办法。
那时候广州很多地方都在搞露天音乐会，我愿意多去几次的话，应该也能清货，但一查路线，我觉得太远，去一趟的时间成本太高，也就不肯再去了。
说到底，就是“生活没把我逼到那个份上”。
有时候其实我挺讨厌自己这点“拉不下脸”和“放不低身段”的。
就包括现在创业，我的受气能力也还是比合伙人差一些。遇到刁钻的客户说的那些尖酸刻薄的话，合伙人能“左耳进，右耳出”，我就不行，即使嘴上不怼回去，我脸上也不会给好脸色……这其实挺影响赚钱的。
“摆摊经济”一被提出来后，我感觉这几天马路上热闹了许多。
周五早上经过地铁口，一溜早餐摊一字排开，葱油煎饼、肠粉、汤面、汤粉、炒粉、小笼包、馒头、粥、豆浆、油条……应有尽有。
我在一个小摊面前驻足，要了一碗汤面，可手机昨晚系统升级，我进入不了手机支付界面，正着急呢，摊主夫妇跟我说：“明天再给吧，没关系。”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
一般来说，小摊流动性比较大，今天来、明天不来是常事，好多人做的就是一次性生意，而这夫妻俩大有想长期干下去的趋势。
我们这边自军区把自有物业收回去以后，就很缺小吃店。流动小摊贩的小吃摊，可有效弥补这种配套空缺。
早上我吃了一碗面，味道不错，料也足，到现在都还是撑的，而且那么一大碗面才7块钱。
当然了，城市里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摆摊。
有些占道经营的小摊贩，很容易催生安全隐患。
早些年，我带着两岁的逗号去广州白云区某地铁站附近找朋友玩，发现地铁口出来那一两公里全部被小摊贩的摊位给占了。
整条路本来就窄，他们这么一占，步行道上连婴儿车和行李箱都推不过去，不想购物的人们只好往车行道上走，接着，一路上我听到了无数次刹车声。
搞活小摊经济，对环境卫生也是一个考验。
去年我骑自行车摔个四仰八叉，也跟做烧烤、粥粉面的小摊贩习惯性往路上泼带着油渍的水有关。久而久之，那条路就像是涂了一层油，而我对自行车轮胎的防滑能力又过于自信，一不小心摔得浑身痛。
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摔倒的是老人，可能这一摔就得住院了，到时候他们找谁说理去？只能自认倒霉。
去年春节我去巴厘岛，和朋友一起逛了当地的夜市集市。集市上，小摊林立，卖的全是廉价商品。每隔几公里，就有这样一个集市。集市之外，则无人占道摆摊。
我觉得发展夜市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在小摊贩聚集的区域划定一个专门的区域，吸引人们去那里消费。主干道、交通要道旁边，则不允许人们摆摊，而是要把路让给出来给车走、给行人走。
地方落实中央的政策，往往是怎样：中央开一个口子，底下就洪水泛滥。中央做一个风险提示，底下就把所有的口都收紧。
一项政策出来，没有调研，不做谋划，不考虑后果，一个个争取打头炮、出政绩，活像个“要么给钱，要么给巴掌”的、没耐心跟孩子好好说话的渣爹。
希望这次不会这样，希望ZF尽早出台相关的法规，让摆摊经济规范、有序地发展。
而作为普通人，我们要怎么做？
要尊重现有的法律和规则，哪怕它现在公信力和约束力明显不够——因为比起道德和良心，它才是更具硬度的存在。我倾慕它的这种硬度，哪怕并不绝对公平，哪怕常被逾越违背，但唯有如此，这社会才不至于变得更可怕。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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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鼓励
一点碎碎念念
老广们称呼流动小商贩为“走鬼”，而这个词其实也是从香港传过来的。三、四十年代，香港就有了“走鬼”这个词了。那时候，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经济不景气，却有大批内地居民跑到香港谋生。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只能开始做小贩。当时的港英政府不允许他们摆摊，而港英政府雇佣的警察大多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的长相和华人不同，还有的是红毛混血儿，所以香港人称他们为“红毛鬼”。他们一来，第一个见到他们的小商贩就提醒大家：快走啊，红毛鬼来了。其他小商贩就抄起货品迅速逃开。久而久之，这个暗语也变得越来越简洁，变成了：走啊！鬼来了！再后来又变成：走，鬼！“走鬼”二字，就这样成为了流动小摊贩的代名词。
有很长一段时间，香港在经济繁荣程度上碾压广东，而经济上的这种强势也造就上了语言文化上的强势渗透力。广东人说话，受香港人的影响比较多。二十来年前，我从北京来到广东，还比较不适应本地人说的普通话。比如，士多店、巴士等等词，就是香港以前被英国统治，港人把英文发音（store、bus）直接用在粤语中，再把这种语法习惯传播给广东人的。比如，“买单”这个词，据说也是香港那边传过来。七八十年代，在香港买电器比在内地买要便宜很多，广东很多人都托在香港的亲友购买，但因为不方便携带，商人就想出了在香港付款、到广东凭付款收据（提货单）提货的办法，这叫“香港买单，广州提货”。久而久之，“买单”就成为了付钱的代名词（类同“埋单”）。我刚来广东时，粤语还是广东广府文化覆盖区域（说白话的地区）的主流语言。那时候，我们单位开大会小会都还是说粤语，打开电视几乎都是粤语台。为了学会听粤语，我自己当时也是费了好大劲。20年过去，来广东的外地人越来越多，普通话在二三线城市都成为了主流官方语言，我们购买电器、电子产品也不再往香港跑........从前几年开始，香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衰落，珠三角城市不断拔节而起。又一个时代过去了。
谢谢你的时间，我们相约明天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