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家庭制度产生时，掌握着全部话语和符号的解释权和创造权的男性，同时为女性制定了一套强制性的规定。女性从此在历史的长河中陷入了无限的沉默。历史彷佛就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男性。女性作为人的独立意义，被深深地掩埋。
民国时期，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思想启蒙，开启了“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从此打破了女性的沉默。冯沅君、庐隐、冰心、凌淑华、白薇、苏青、张爱玲等一大批女性作家，开始通过作品，思考女性自身生存境况和独立自主的人格要求。不少男性作家也将自己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写进作品，写出了那个时代新女性的思想风貌。其中，最引人注目当属女性的婚姻观。
翻看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女性婚姻生活的书写作品，俨然共同组成了女性“现代婚姻观”觉醒的“多部曲”。作家笔下一个个鲜活的民国才女们，从勇敢做“出走”的娜拉，到拒绝婚姻、信奉独身主义，经历了逃离“父亲的家门”、迟疑“丈夫的家门”、创造“自己的家门”这三个阶段后，逐渐在思想和人格上获得了独立意识。始终处于阴影、依附于男权的中国女性群体，从这一时期，开始闪耀出属于自己的独立意志之光。
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
逃离“父亲的家门”
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为易卜生专号，刊登了《娜拉》全剧，这对开始觉醒的中国女性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许多接受了启蒙新思想的有知识的女子纷纷走出封建大家庭，去追求独立和自由。娜拉的名言“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成为了这些出走的知识女性的精神宣言。
包括鲁迅在内，这个时期的很多作家都在作品中塑造了出走的“娜拉”，但是这些“娜拉”们的命运因为思想解放的不彻底而陷入悲剧。
1.行动上的果敢。
冯沅君的《旅行》《隔绝》《隔绝之后》是以她表姐吴天的爱情遭遇为依托创作的一部五四青年爱情三部曲。故事中，女主人公纟隽华在五四新思潮的鼓舞下，对封建包办婚姻产生了强烈的反叛意识，最后为了追求自由的婚姻和爱情服毒自尽。女主人公在临死前曾给母亲留下的一封信中说：
亲爱的阿母！我去了！我和你永别了！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最羡慕的人。少年抚育之恩未报，怎肯就舍你而去？但是，我爱你，我也爱我的爱人，我更爱我的意志自由，在不违背我二者的范围内，无论你的条件是怎样苛刻，我都可以服从。现在，因为你的爱情教我牺牲了一志自由和我所最不爱的人发生最亲密的关系，我不死怎样？
信中道尽了欲出父亲的家门而不得的知识女性的思想之痛。冯沅君的《慈母》《误点》《写于母亲走后》等作品更是反复渲染了欲出走而不得的“娜拉们”的徘徊、犹豫和痛苦。
女作家冯沅君。
2.现实中的“骨感”。
但是，在启蒙之初，“娜拉”出走之后，迎接她们的会是幸福吗？未必。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就把出走后的“娜拉们”思想解放上的不彻底导致的现实生活的“骨感”表现得十分深刻。小说中倪焕之的妻子金珮璋，是一个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热心教育事业，对教育满怀着希望。和志同道合的倪焕自由恋爱，组建新家庭后，金珮璋对教育的热情逐渐冷却，直至完全遗忘，一心扑在孩子身上。并且，婆媳矛盾也在这个所谓的新家庭里不断升级，这更让倪焕之心灰意冷。他不明白妻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原本那个激情洋溢的、眼睛充满光芒的爱人哪里去了。其实，他没有意识到，即使是已经大胆走出旧家庭，自由恋爱结婚的新女性，她们骨子里依然遗留着旧家庭对女性角色的设定。要一下子完成这一大步，谈何容易。
鲁迅的《伤逝》更是把“不彻底”的“娜拉们”以及“不彻底”的社会表现等入木三分。子君和涓生冲破旧家庭阻碍组建新家庭。但是最后失去涓生的爱情的子君，新家庭的梦想破灭，无路可走，不得不回到父亲的家门中，最后凄惨死去。
正如鲁迅先生所欲言的，中国的“娜拉”们“梦醒了无路可走”。在逃离“父亲的家门”这个阶段，民国的知识女性们，徒有决裂的勇气，却鲜有走出的智慧。
迟疑“丈夫的家门”
经历了和父亲决裂的阶段之后，作家笔下的民国知识女性们开始意思到，“丈夫的家门”难道是女人的唯一归宿吗？走出了从父亲的家门，去追求自由恋爱，却再次走入了父权制中——丈夫的家门。于是，在“丈夫的家门”前迟疑、徘徊，进进出出，渴望爱情却又恐惧婚姻，处在浓重的感伤和痛苦中。
1.恐婚催生独身主义。
女作家庐隐的《海滨故人》中的五个女子本是无忧无虑地共同经营着一份同性之爱。几番辗转经历之后，五个人结婚的结婚、归乡的归乡、清修的清修，各奔东西。那份纯洁、温馨的的姐妹之爱终因那一颗颗“经不起撩拨”的“女人的心”渐渐褪色。而恋爱和婚姻带给这五个女子的并不是如当初姐妹之爱似的无边的幸福，反而是愁海深深。正如庐隐在另一篇小说《何处是归程》里思考的，女人的归程究竟是什么？
玲素并不理会她的话，只悄悄的打算盘，怎么办？结婚也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啊？她不觉得深深的叹道：“好复杂的人生！”
女作家丁玲的《暑假中》也塑造了一批守着同性之爱的女性，跟庐隐的不同的是，这些女子都是独身主义的信奉者，而作为独身主义的补偿的，是一对对的同性之爱。
“搂抱住女友，互相给予一些含情的不正经的眼光。”“女孩子们同女孩子们会有决斗的事，而这决斗不是只靠口舌，有时还会动手。”（指性生活）
把对婚姻的恐惧直接融入人生选择，抱定独身主义的典型，便是女作家石评梅。她是庐隐小说人物的原型，抱定独身主义的信念，拒绝高宇君的爱情，而且还用自己的笔书写着内心对女性命运的种种思考和挣扎。
但是这些抱定独身主义的女子真的很幸福吗？也不是的。当一个女友给志清写信诉说婚后生活的痛苦，羡慕她的独身时，她没看完信就把它撕了，隐隐觉得自己甚至还“羡慕那朋友说的痛苦呢”。她们不能完全拒绝婚姻，拒绝异性的爱，但是她们同时也对婚姻充满了怀疑和顾虑。
女作家庐隐。
2.婚后话语权的弱势感。
走出“父亲的家门”，又拒绝“丈夫的家门”选择独身主义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作家笔下，是走入婚姻后知识女性们逐渐地意识到了话语权之弱的痛苦。
女作家凌淑华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些已为人妻的知识女性，她们对丈夫以外的男子（过去的恋人）产生了感情，如《酒后》《春天》。而作者的意图并不是在讨论“应不应该”，而是通过“第三者”这一内容的插入，表现妻子同丈夫间依旧不平等的关系。如采苕走到子仪身边又“不要kiss他了”（《酒后》），霄音给过去恋人的信只写了一句就写不下去了，这都表明妻子的身份对她们的约束力。妻子是不是只能是丈夫的审美对象？新家庭里的女性是不是还是处于隶属于丈夫的地位，这些既为人妻，同时又是新女性的女子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
许钦文在他的《口约三章》和《毛线袜》里塑造了害怕被丈夫抛弃的知识女性。她们的丈夫或许只是多看了公园内一个少女一眼，或许只是忘记了妻子曾送的毛线袜，她们就伤心落泪不已。钱锺书在《围城》里塑造的四个落入男性中心的关系式的女子。女作家杨绛在《风絮》里塑造了一个拒绝为任何一个男人而活的沈惠连。等等。这些作家笔下的知识女性们，依然感到，在新的婚姻观之下，依然强势的男权思想对知识女性造成的思想上的压迫。
从逃离“父亲的家门”，到迟疑“丈夫的家门”，中国的女性群体们，经历了“人的觉醒”和“女人的觉醒”两个阶段，但是依然依附于男权思想之下，上下求索属于女性的命运之路。
女作家凌叔华和丈夫陈西滢。
创造“自己的家门”。
当民国社会开始接纳女性走入职场，现代作家们关于女性出路的思考，开始真正触及核心，书写出一种可能性——创造“自己的家门”。
1.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屈辱婚姻。
女作家苏青将自己从结婚、怀孕、生子，到对婚姻关系失望，终于选择离婚创业的故事，写成了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怀青和崇贤都是接受西方知识的新的青年，但是却由父母包办了婚姻走到一起。婚后的怀青遇到了自己第一份爱情，爱上了读工程的应其民，但是怀青已经结婚，她不得不把这份感情扼杀于萌芽中。而崇贤却和一个“银色高跟鞋”暧昧不清，甚至当着怀青的面嬉笑耍闹。怀青常常心神不宁，暗自落泪，但是她并不爱崇贤。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我的丈夫才好？”“我并不怎么爱他，却也不愿意他爱别人。”
正如钱钟书在《围城》里说过的那样：“丈夫是女人的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怀青不爱崇贤，却也不甘心丈夫爱别人，她甚至为此暗自落泪。
不过，苏青毕竟不再是那个男权话语下的“娜拉”了。她的笔墨和思考触及到了婚姻关系的最本质层面——经济。
在《结婚十年》中，最突出的家庭矛盾就是怀青不赚钱。她到上海和丈夫建立小家庭后，靠丈夫的收入养家活口，但丈夫徒有男人之志而才疏，家庭经济并不富裕，因此一家的日常费用，怀青作为主妇不得不向丈夫伸手。碰到丈夫手头有钱，心情较佳，还好；若碰上囊中羞涩，心情不好，就会遭到冷眼，看人摆架子；再稍有冲撞，丈夫这样的话就会抛出来：“你嫌我穷，你就给我滚蛋！我是人，你也是人，你向我要钱?”
从年《娜拉》发表，到年《结婚十年》连载，中国的“娜拉”们终于意识到，难的不是婚姻自不自由，而是生存自由。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婚姻，才能来去自由。
女作家苏青。
2.离婚之后的理想和生活共赢。
中国的知识女性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类话语权哲学的？或许和现代出版业的蓬勃兴起有关。
《结婚十年》中，怀青带两个孩子，一个保姆，在生计来源几近断绝中，终于被逼发疯一样写稿，挣稿费，自己去开拓一条养家活口的生路。她“日间带领两个孩子，晚上写文章”，“在电灯下直写到午夜”，孩子染病也写，自己患了肺结核也写，心头孤独凄凉，却更感到是充实、兴奋的。是什么缘故使她能解脱心头的郁结呢？是她终于感到自己已经能挣钱来支撑家庭，因而真正有独立了。
现实中的苏青也是如此。离婚之后的苏青，凭借写作才能，在上海出版界崭露头角，并大获成功。
苏青曾在《古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思想尖锐的散文《论离婚》，被当时任伪上海市长的陈公傅赏识。陈公傅给了苏青5万元钱的资助，苏青又从别的官太太们那里募得一些钱，一共10万元。她以此创建了《天地》月刊。
当时张爱玲在上海文坛已经开始走红，于是苏青便向她约稿。除张爱玲外，还有胡兰成、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等都是《天地》的撰稿人。有了这些人的加盟，《天地》销量一路飘红，甚至一度脱销。
苏青还深谙经营有道。她实施杂志预订，八折优惠等方案；新年时还出了“特大号”，加量不加价；甚至别出心裁举办“命题征文”等，花样不断翻新。为了打开市场，她不怕别人笑话，不怕吃苦，亲自蹬着三轮车，或者扛着杂志到马路边卖，使《天地》一时成为最畅销的期刊。
《结婚十年》这部畅销书，也是她这个时期的作品。它连续发行了36多版，创造了当时出版行业的一个奇迹，比张爱玲的《传奇》《流言》还要火爆。这使29岁的苏青在当时文坛的声誉一度超越了张爱玲。
至此，怀青也好，苏青也罢，终于走出了“丈夫的家门”，在“自己的家门”里收获真正的人格独立。
女作家张爱玲。
结语
从私奔，到恐婚，再到离婚，经历了逃离“父亲的家门”、迟疑“丈夫的家门”、创造“自己的家门”这三个阶段后，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民国才女们的婚姻之路，显示了中国女性独立意志的萌发、生长、蓬勃的过程。
如果没有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们对婚姻生活中女性命运的探索和思考，“现代婚姻观”的萌发也许还要推迟。一部部文学作品，一个个鲜活的“娜拉”，激发的不仅是民国社会对女性命运的思考，更是女性群体对自身命运的觉醒。
易卜生《玩偶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