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士林第期沙龙在年9月26日晚7点成功举办。本次人文沙龙以“湖湘女性文学”为题，旨在探讨现代湖南女性文学与革命解放的问题。
主讲报告
白薇（-），原名黄彰，湖南郴州人，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代表作有剧曲《琳丽》、剧本《打出幽灵塔》、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长篇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等。被称为“中国现代戏剧之母。”
雷定京认为，文学作品存在着三个价值的维度：一，艺术价值，二，思想价值，三，史料价值。一些批评者认为，白薇作品相较于张爱玲丁玲的作品来说，艺术价值偏低，但其作品所具有重大的思想价值和史料价值却是不能忽视的。今天的沙龙将从白薇的人生与作品中发掘出蕴藏的思想与历史价值。
要想获得对白薇的深入理解，就需要将其置于湖湘现代女性文学的视域之下。湖湘女性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个写白话文小说的新女性陈衡哲，第一个以女兵形象轰炸现代文坛的女兵作家谢冰莹，第一个在现代话剧史上名垂青史的女性戏剧家白薇，时代的叛逆者丁玲，以学者兼作家身份为现代文坛注入活力的袁昌英等。在这些女作家中，丁玲、白薇、谢冰莹是很具代表性的三位。湖湘文化中“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泼辣风格深深地影响了她们，无论是个人经历还是其创作，都在鲜明的女性意识中透出浓浓的“辣”味风格。
雷定京认为，在革命、书写和社会公民身份建构这三个问题上，男性都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甚至连打破男性霸权的女性解放运动也是由男性主导的。而男性主导的解放即使实现了，也难以实现打倒男女间的不平等地位的目的。因此必须要由女性夺回属于女性的战斗阵地，男性书写的女性是由想象建构的，只有女人才能写好女人。
因而，现代湖湘女作家要问鼎文坛，就必须要直面三个问题：一，女性身体与暴力革命的对立；二，女性书写与男权符号的对立；三，女性公民与社会现实的对立。女作家们面对这三个问题，就需要做三件事：一，书写女性面临暴力革命或战争遭受的身心痛苦；二，打破男性作家树立的“恋爱加革命”式女性物化。三，构建真正富有现代意义的女性公民身份。
白薇所具有的强烈反抗精神，以及她的家国情怀，来自于她早年的经历。白薇原名黄彰，出生于书香世家，祖母赵翠兰曾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她的战斗经历与抗争精神，给白薇带来了深刻影响。白薇之父黄晦早年曾留学日本，参加过中国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可谓是革命战士，却在女儿求学一事上态度极为保守，不愿让女儿接受教育。在祖母的多次要求下，黄晦才终于勉强同意白薇上学。
被迫接受了包办婚姻后，白薇在婆家备受欺凌，甚至一度遭遇生命危险。千辛万苦逃离婆家后，白薇前往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求学，父母要求白薇辍学返回婆家，白薇不从，又逃至第一女子师范，数年后父亲再次携人追来，于是她不得已远渡日本。
在日本时，白薇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这一时期，她彻底与封建家庭决裂，并遇见了她一生中唯一的爱人——杨骚。但在两人恋爱期间，杨骚却多次出轨，辜负白薇。长达十年的分分合合使白薇终于认清事实，决心放弃依靠男人，投身革命——这正是白薇的家国情怀和创作的起源。雷定京认为，白薇的斗争事业，起始于两次来自男性的伤害：因为在家庭中没有得到父亲的爱，所以她逃离了家庭，进入社会；因为没有得到恋人的爱，所以她投身于更加广阔的，对被压迫的阶级与被压迫性别之爱中。
白薇的*治实践更加地印证了她的家国情怀，她认为，只有民主的国家，才有自由的女性。同时，女性知识分子也要多为国家做贡献；要重视和改善民生。
雷同学认为，今日重提白薇的经历，有三点重要意义：
一，女性不仅能够参与革命，而且还能够广泛地成功地参与革命；不仅能广泛地参与革命，还能通过革命手段改造世界、启蒙大众。
二，女性文学是丰富多样的。女作家们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大量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刻画性格鲜明、特色各异的女性形象；更能从创作主体层面为我们开启一扇了解女性知识分子的窗口。
三，我们可以通过她们的经历，了解近代女性为追求自身解放与国家独立所付出的心血和遭受的苦难。更能了解近代女性在构建女性“知识分子—现代公民”身份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最后雷同学提出两个有待讨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白薇投身革命是“既浪费了她的才华，又辜负了她自己经受的苦难”，你怎么看？有人认为近代女性特别是湖湘女杰只不过是战争与*治的工具，怎样看待这一个问题？
谈论环节
在讨论的环节，罗如春老师就雷定京的讲述提出了几点建议：一，对白薇身世介绍过多，分析不够深入；二，家国情怀与女性主义之间并非是简单地由解放斗争获得关联，相反可能会有龃龉存在；三，“只有女性才能写好女性”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男权的镜像，而非对男权的超越。
丰杰老师指出，白薇的经历同丁玲类似，一方面，就湖湘女性来说，其受封建思想的束缚相对较弱，可能与其特殊的区域文化有关。另一方面，湖湘女性作家的家族内女性关系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就像丁玲与白薇，她们的解放观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女性长辈的影响。至于“革命还是文学”的选择，丰杰老师认为，这更多地取决于个人意志。
王逸阳认为，白薇的写作才华并不与她投身革命相悖，正相反，她的女性主义立场决定了她走向革命，她对革命的实践也可以提升她写作的才华。
石烁提出，对白薇叙述（先是逃离父权，然后在遭遇一场情爱挫折醒悟之后，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之中），正类似一种在前文中提及的左翼“革命加爱情”小说的典型叙事。
“革命加爱情”这种文学形式，在经历过丁玲一代的作家批判之后，走向其反题——“爱情加革命”。即爱情从属于革命，而非革命是爱情的副产品。革命与爱情在打破日常的激情意义上是相近的，但是爱情仍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日常的生活的，而整个近现代的中国的革命道路则是激进的弥赛亚主义——要求否定掉整个日常生活，去迎接一个（想象中的）美丽新世界，这就必然地导致了爱情中日常的一面被否定，革命就吞噬了爱情。白薇的“革命-爱情”观的形成，不能单纯的认为其源自感情挫败，应当置于整个左翼文学嬗变的时代潮流中考虑。
罗伯中老师认为，讨论白薇的个人生平是一种对特殊性的讨论，而如何与整个社会发展、女性解放与民族独立的普遍性联系起来，则需要更深的探讨。为何祖母的教诲和恋人的背叛会被视为白薇思想的主要源头（而非白薇遇到的某个老师或者她在东京求学期间受的教育），也需要更细致的梳理。
在中国的女性主义史里，女性解放与社会革命的关系常处在拉锯的过程中。在一些时代，女性解放让位于社会革命，但这可能导致女性权益的损害。它们不应该被理解为“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社会解放，民族解放等等运动都应与女性解放同向。
王琳同学认为，男权社会下，并非只存在男指向女的单向性别压迫，也同样有荡妇羞辱等一系列女性内部的自我压迫现象，无论男女，都受到畸形的性别结构系统的影响。
唐伟杰同学认为，阶级问题与社会革命问题不能成为统摄一切、压抑一切（比如女性问题）的“大问题”，正相反，正是在这些所有的“小”问题中，可以还原出阶级问题。在左翼文学从“革命加爱情”到“爱情加革命”的脉络之中，可能存在着一个恋爱被构造为革命对立面的倾向。就像保尔柯察金拒绝冬妮娅或许并非完全是基于阶级之差，也是对内在的革命超我的一种服从。即恋爱是需要“被放弃”的，革命者们通过主动地放弃恋爱，来部分地满足难以实现的革命之超我。
本次沙龙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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