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在读乔安娜·拉斯的《如何抑止女性写作》。
对我来说，阅读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没有边限。庆幸我们生得够晚，世界上永远有读不完的书。而且你永远能随着一本书找到另外一本，书与书之间是有联系的，就像作家和作家之间是有联系的一样。而找到这些联系几乎和阅读本身一样愉快。
但这本书是个例外，当我随着它摸到那本弗吉尼亚·伍尔芙在里面推翻了自己所谓“女人不能抱怨和愤怒”而极尽怒火和怨言的《三个基尼金币》，以及那本多萝丝·理查森让女主角喊出“所有女人都应该同意自杀”的《人生历程》时，我愉快的阅读的线中断了。它们，以及众多书里提到的其他女作家的优秀书目从没有在中国翻译和出版过。
起先我以为是语言的原因，然后我打开了美版的亚马逊。我发现，在它们的英语母国，这些书同样没能得到很好的出版待遇。《三个基尼金币》和《一件自己的房间》挤在一起，出了一本合订本，而《人生历程》，我查了维基百科才确认它确实存在，因为在亚马逊上能搜到的全是其他作者的同名小说。
简直是梦魇照进现实，当拉斯在这本书里告诫女人，文学正典在抹杀和边缘化女人之后，当拉斯分享完她在近半个世纪前的美国根本找不到夏洛蒂·勃朗特的《科莱特》的故事后，这些事情就真实的发生在了我身边。
这些书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为什么会没人出版，没人翻译成其他文字，不是因为它们不够出色，而是因为它们被认为不重要。因为不重要，所以没人看，没人想看一个二十世纪的女人写了一个十九世纪的女人觉得全世界的女人都应该都应该同意去死的书。编写文学史的人不会记录它，他们觉得这简直是疯了。
文学正典并不是不看重女性的历史，情感和经验，但他们有自己的判定方式。通常，他们更看重男人的讲述而不是女人自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包法利夫人》会比《达洛维夫人》更重要，出现在更多大学的必读书目里，女人讲述自己会让他们觉得偏激、疯狂和不理智，而男人则代表着客观和真实。
于是一代代的女作家，尽管她们遵循着自己的文学脉络，有着自己的文学母亲与文学女儿。但哪怕她们当中最杰出的在文学史还是那么孤僻、不合群，她们横空出世，被匆匆贴上一个标签，通常都是误解，比如被认为是写爱情小说的艾米莉勃朗特。
“在各种文选和大学的阅读书目里，总有足够的女作家凑足那个5%，但却又永远不会多到超过8%。”这个两个数字不是巧合，也不是物竞天择，这是女人被精心分配好的份额，以确保她们一直处在边缘化地位。
阅读没有边限，除非你想阅读女性，你想找女作家了解女人的生活，那么阅读的边限就是一堵透明的玻璃墙，竖立在你抬起手就被挡住的地方。
去年冬天我导师第一次问我毕业论文有什么想法时，我回答说我想研究女性主义。他对此的看法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女性文学，他说，你想想，难道有什么文学是男性文学吗？
既然没有男性文学，那怎么会有女性文学？
认为文学不存在性别，是文学研究者自以为是艺术乌托邦幻觉。他们感受不到文学当中性别差异的存在，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男性为主导的文学世界里呆得如此舒服，是因为所有的文学都是男性文学，不是男性文学的部分也被改写和重新定义成了男性文学。
我们的文学史是男人编写的，我们的文学理论是由男人创造的，大部分男作家都因为他们的性别都得到了更高的评价，而所有的女作家都因为她们的性别得到了更苛刻的要求。
平庸的女作家全被无情的抛弃了，不平庸的女作家被找借口塞到了角落里，好给平庸的男作家腾出位置，“一个女诗人若想被另一个时代的人记住就必须要出类拨萃———而男人则不需要。”
这些事实是这些男性研究者、评论家、作家作为加害者和从犯绝不会发现和承认的。
说回我的毕业论文，我一开始选择了剧作家李健吾作为研究对象。他是男人，但他塑造了一个当时我很喜欢的女性形象：《这不过是春天》里的厅长夫人。然后我去网上找他的其他作品，我发现他的著作很好找，作为一个实在是很平庸的作家（当我看完他的其他剧作，我选择了放弃研究），他的作品被很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后来我决定还是找个女剧作家，我转向了白薇（她在我们使用的戏剧史教材上和其他两个作家挤在一章，一共占了十页的位置，但李健吾独自拥有一章，也是十页的位置），我发现她的《打出幽灵塔》是如此的完整精彩，并不输给同一题材但更晚一年创作的《雷雨》。
但《幽灵塔》在我们文学史上的位置可是低得太多了，而且白薇的作品也是不好找多了。建国后统共只出版了一本《白薇作品选》，里面把她的小说、戏剧和诗歌各选了几篇草率的挤在一起，而她其他的作品全都失散了，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它们。
在读到这本《白薇作品选》之前，当我想到白薇，我会想到“那个莫名其妙写了些女人的东西的女作家，听说写得并不太好”，因为我们的文学史没有认真介绍她，她的著作也没有摆在书店里。
事实上，关于她所流传最广的事情，不是她在上世纪最黑暗无望的年代，绝望的喊女人和女权和未来和出路到底在哪里，而是她和另一位男作家的风流韵事。
这是女作家最容易遭遇的事情，她们的作品内容从来得不到严肃对待，但她们的私人生活被广为流传。而且不是被当成她们的灵感来源（也就说被归功于）就是被用来攻击她们的不足之处（也就说被归咎于），看看他们怎么说丁玲吧，“她写得好是因为她丰富的感情生活。”“她写得差是因为她只会写感情生活。”
我们的文学史编纂得是多么偏颇啊，为什么六大家“鲁郭茅巴老曹”全是男人，他们当中的半数都及不上张爱玲和萧红的天才。萧红说，女性的天空是狭窄的。但女性的在文学上的天空原本不应该如此狭窄，如果不是他们非说女性关心的东西是不重要的话。
“男人关心战争，因此描写战争的东西是重要的，女人关心她们的起居室，因此描写起居室的东西是不重要的。”伍尔芙说，“如果以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阅历为标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阅历确实是狭窄的，但如果以维多利亚的女性阅历为标准，维多利亚的男性的阅历同样是狭窄的。”
女性地位的提高离不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律的保障，另一方面是文化的变革。在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风生水起的女性平权运动，创办《女士》杂志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和写了《女性的奥秘》的贝蒂·弗里丹扛起了文化变革的大旗，而法学专业出身的鲁丝·金斯伯格则走上了改写法律的道路。这些女人改变了美国女人的历史。
这两个方面同样艰苦，同样需要长期的努力，同样面对着几乎不可能的顽固挑战，但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同样重要。
我不了解法律，但我知道文化的改变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话语权的。今时今地，互联网上的女性思想似乎发展得如火如荼，但女性主义从来没有进入过主流文化，女性研究永远停留在学术研究的边缘地位，被其他学术研究者用“清高冷漠”的目光打量。
还是没人认为女人关心的东西是重要的，他们只是知道“害，有群女人在关心这些，但这些根本不要紧”，我们必须占领文化上的强势地位，才能掰过他们顽固的脑袋，逼迫他们承认我们关心的问题和他们关心的问题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又或者到了那一天，我们不再关心他们想怎么说了，或许换我们来说“害，他们依旧还抱着以前的看法，但这根本不要紧。”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这些普通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把我们共同的文化推向主流呢。我们如何让女作家的文学历史不被切得七零八碎，就像我的阅读线被切断一样。
女人们，我希望你们都去买书。
我不管你是买来阅读，还是买来送人，还是装点门面。我希望你们都去买书，买女作家的书，买女性主义的书，买女性讲述女性的情感和经历的书，买女性研究女性的历史和问题的书。
男作家的书可以互相借、去图书馆借，但女作家的书一定要自己拥有，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时代的女作家可能就被下一个时代边缘掉了。
购买力就是决心和选票。
试想一下，倘若乔安娜·拉斯的《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在我国销量不错，或许她的《雌性男人》就会被翻译介绍过来了。倘若有一个出版商在女性主义书籍上赚到了钱，那他一定会继续出版类似的书籍。
只要我们坚持买、持续的买，总有一天，图书市场上女性文学、女性主义会占据主流，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说，害，停止你那些“这是女人关心的/不要紧的/甚至都不一定存在的”的屁话吧，这是时代在关心的事情。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