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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吕梁学院中文系，山西吕梁；2.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摘要：子部小说，是指在古代目录学著作中著录于“子部”小说家中的小说。先唐时期，著录小说最为重要的史志目录为《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从《汉志》到《隋志》，先唐史家在学术建构中对小说的定位出现较大变化：在儒家经学和政教秩序的体系之内，小说从边缘走近中心；在书目归类和书目内容上，小说变驳杂而精细。这一变化是《隋志》对“小说”的调整重构，也是先唐时期小说观念不断更新，学术体系日渐明晰的结果。
关键词：子部小说；《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小说观念
子部小说，顾名思义，是指在我国古代目录学著作中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的小说。《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是反映先唐小说观念最为重要的两部史志目录。《汉志》承袭刘歆《七略》，是第一部对小说进行著录的史志目录，为子部小说发展的初始阶段。初唐时期完成的《隋志》，首次用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分类，成为对汉代以来子部小说进行著录的第二部史志目录。从《汉志》到《隋志》，显示着先唐时期小说定位的变迁，更是厘清小说观念变化的重要依据。学界对二者关系研究成果颇多，长期以来，《隋志》被认为是对《汉志》的模仿，如余嘉锡先生对《隋志》颇多批评：“其经、子两部小序，并依仿《汉志》，凡所论说，不能出刘、班范围。”［1］59鲁迅先生也认为“（《隋志》）所论列则仍袭《汉书·艺文志》”［2］3。但也有当代学者发现，《隋志》的编撰并不是对《汉志》的简单承袭和模仿，其学术贡献更应肯定。如程毅中先生从小说史学术体系的建构出发，认为《隋志》对刘歆《七略》的小说观做了较大革新，其建立的小说目录学体系，是中国小说史的一块里程碑。［3］姜荣刚先生提出“《隋志》小说二十五部，虽体例沿袭《汉志》，实已貌同心异”的观点。［4］罗宁先生在《汉唐小说观念论稿》中认为“《隋志》沿袭《汉志》的广义的小说观，而更加强调小说的有益王道政教的功能”［5］。王齐洲先生在《〈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小说观念之比较》一文中，指出二者有同有异，他认为，《汉志》从“小说家”角度定义小说文献，《隋志》从“小说”角度定义小说文献，但都强调小说是一种言说方式，其内容具有琐碎性、通俗性和民间性特点，并不包括“虚构的故事”内涵。［6］这些研究都注意到《隋志》较之《汉志》所呈现的差异，更着眼于寻找二者变化的原因。
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汉志》和《隋志》中的“子部”小说文献，探析先唐时期“子部”小说的定位问题，由此发现：在儒家经学和政教秩序的体系之内，小说从边缘走近中心；在书目归类和书目内容上，小说变驳杂而精细。这一变化是《隋志》对“小说”的调整重构，也是先唐时期小说观念不断更新，学术体系日渐明晰的结果。
一、“子部”定位
《汉志》为《汉书》十志之一，是在刘歆《七略》基础上完成的现存第一部目录学文献，历来为学界重视。其内容主要分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每略后有总序，每家之后有小序，简述先秦时期学术思想的源流演变。《汉志》之始，“小说家”作为诸子之一列入官修目录，“小说”进入正统历史书写的视野。因此，《汉志》诸子略总序正是探究汉代“子部”学术观念的重要文献：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瘉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7］
首先，在六略的安排次序上，“六艺略”是《汉志》地位最高的部分，包括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诸子略”紧随其后，其地位不言而喻。其次，总序的主要思路是对诸子进行学术流派的溯源与定位，认为诸子是周王室衰微的产物，是“《六经》之支与流裔”，为“六艺”之补充，颇为肯定。再次，总序对彼时语境的概括是“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他引用孔子“礼失而求诸野”，而诸子就是所谓的“野”。这也表现出《汉志》有明确的正儒家之“礼”的意图。最后，从小说家于诸子的地位而言，小说家是被排除出这一体系的。诸子十家只有九家可观。按照顾实的观点，“十家去小说，故曰九家。九家亦曰九流，向歆所定”［8］。故小说家当不在“诸子略”总序讨论之内。由此而言，《汉志》认为小说家与“六艺”为主的经学思想关系不大，还未达到“《六经》之支与流裔”的高度。
这一“子部”定位在初唐时完成的《隋志》发生了改变。《隋志》，又名《五代史志》，或称《隋书十志》。《五代史志》原为五代（梁、陈、齐、周、隋）而作，因此，《隋志》可看作五代学术观念的记录。《隋志》将《汉志》的六略改定为经、史、子、集四部，道经和佛经附于集部。其子部类序为：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骜。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9］
相较《汉志》，《隋志》的变化如下：首先，在子部安排次序上，子部排在经部与史部之后，位置后移了。其次，子部序言的主要思路是对诸子的性质和内容进行定位，列举了儒、道、小说、兵、医方，认为这是圣人之教的不同体现。承袭《汉志》，它也将诸子归因于王道衰微，但是，《汉志》强调“王道衰微”导致诸子蜂拥而起，而《隋志》重在阐明诸子是“官失其守”的产物，为诸子追溯至《周官》做更为清晰的理路铺垫。再次，序言对彼时语境概括为“总而不遗，折之中道”，评析诸子可有助于政治。正如《隋志》总序所言“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9］，诸子应纳入经学教化范围内。与《汉志》“去圣久远，道术缺废”的指斥相比，《隋志》的情感态度更为客观和包容。正如《隋志》在“经籍志”开篇所言，“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9］。《隋志》用中庸通变的思想接纳了诸子，为政教所用。最后，就小说的“子部”地位而言，从子部之“九家”之外上升到“圣人之教”，纳入了诸子考察的范畴，小说地位显然提升。不谈“小说家”而谈“小说”，也体现了对小说文体的一种新认识。
概言之，从《汉志》到《隋志》，最显著的不同是对小说或小说家的评价色彩，《汉志》是以正“礼”为目的与标准，指斥“道术缺废”的时代语境，带有强烈的功利性，所作评价也以此展开，对诸子评价较高，却对小说持视而不见的鄙弃态度。而《隋志》是用中庸通变的思想主导结构全篇，对诸子宽和包容，甚至将小说纳入圣人之教，十分肯定。《隋志》的子部定位显然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二、《汉志》“小说家”定位与《隋志》“小说”定位
从子部序言中看，《隋志》已经较《汉志》出现了较大变化。那么具体到“小说家”上，其定位如何呢？《汉志》中的“小说家”位于诸子十家之末，其对“小说家”的定位为：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7］
首先，这段小序有固定的文本建构形态：先以“×家者流，盖出于××之官，××××者也”，引孔子或六经之语说明该派学术在三代政治上之重要价值，继以“×者为之，则×××”说明该派的末流倾向及恶劣影响。这种文本形态遵循的是诸子小序的统一思路，即“王官执掌→形成学派→六经及孔子对该学派功用的论述→该学派的错误倾向及危害”［10］。《汉志》在对“小说家”定位时，是在诸子学术流派的角度对“小说家”进行阐释溯源，将小说家追溯至王官中的“稗官”，并用经学立场衡量小说家，对其进行评价。值得肯定的是，小说家在这样的定位中首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从情感态度上仍是被鄙夷的。其次，学术建构的中心是小说家。小说家的身份是“街谈巷语者”和“道听途说者”。小说家的内容性质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是“小知”，是“小道”，这里使用“造”字，也有标示虚妄浅薄之意。最后，从引用孔子之说可以看出，《汉志》对小说家有肯定，但更多的是鄙夷。
《隋志》中“小说”的子部地位显然上升，于十四类中位于第九家，其写作范式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9］
首先，这段小序的文本形态是子部各类的基本呈现，即“××者，××××××也，《×》××××××，《×》××××××，××××××，《周官》××××××。”《×》为《传》，或《易》，或《诗》，或《书》，或《春秋传》等。其思路可概括为：文献是什么→六经及孔子对文献的态度或论述→《周官》传统的回溯→简单评说。与《汉志》相比，《隋志》在定位上更为明晰，引用六经，或者溯源，或者引证，突出其作用。与《汉志》相比，《隋志》的学术建构突出了六经的指导作用，更借用《周官》从根源上将诸子纳入政治教化之内。其次，从学术建构上说，《隋志》的中心是“小说”本身，追问“小说”的来源，而不是小说作者和学术流派。小序开宗明义指出，“小说”是“说”，是“街谈巷语之说”，突出“小说”的文体意义，这也是“小说”文体独立的尝试。接着谈到此类文献在《左传》《诗经》中都可追溯。继续追问其来源，《隋志》认为，这一文体是伴随“采诗”产生，有益政教，《周官》中诵训和职方就担任此类职责。《周官》即《周礼》，其中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11］-“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郑玄注：方慝，四方言语所恶也。）”［11］由此可知，职方氏负责天下地图资料，服务于天子。诵训负责向天子讲说久远历史和地方民俗。如果天子出外巡狩，则随从以备顾问。《隋志》将小说的学术之源直指《周官》中的职方氏和诵训，是将小说纳入“圣人之教”体系，突显了小说的政教意义。同时，这一追溯也是从“圣人之教”的角度对小说的“街谈巷语之说”的重新定位，它表明，街谈巷语本身的价值得到
通过对比可发现，《汉志》与《隋志》对小说家的定位点出现了偏差，《汉志》更多集中于学术流派的回溯，而《隋志》集中对“小说”文体界定的尝试。
三、《汉志》与《隋志》中的“子部”小说书目著录的定位
如果说，《汉志》与《隋志》的“子部”定位和“小说家”定位是立足于“小说”的学术归属进行的外部考察，那么“子部”小说作品的著录则是从内部做出的清晰指向，也是时代语境下小说观念变化的直观体现。
《汉志》“小说家”下作品著录有十五家，共一千三百八十篇：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7］-
由于《汉志》中的小说书目多无法见其原书，只能通过推测完成对书目的考察。以下从小说书目的著录形式、书目作者与内容、学术定位与评价三个方面对《汉志》和《隋志》进行考察。
首先，《汉志》著录小说十五家，这十五家的归类标准正是探究汉代小说观念的重要依据。将十五家内相似著作进行比较发现：第一类：因浅薄、迂诞、依托而划入小说家。如《伊尹说》二十七篇，《汉志》中道家也录有“《伊尹》五十一篇，汤相”。《鬻子说》十九篇，《汉志》中道家也录有“《鬻子》二十二篇”。相似著作，一录于道家，一录于小说家，原因何在？因其“其语浅薄，似依托也”或“后世所加”，突出浅薄、依托色彩。又如《师旷》六篇，《汉志》中兵部阴阳家也录有“《师旷》八篇，晋平公臣”，录入小说家是因为“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务成子》十一篇，《汉志》五行家有务成子《灾异应》十四卷，房中家有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此《务成子》录入小说家，是因为“非古语”，暗指依托。《宋子》十八篇、《天乙》三篇、《黄帝说》四十篇录入小说家其因也是“迂诞”“依托”。《周考》和《青史子》因史官记事而进入小说家。以上九家多为古代诸子之作，除去《周考》和《青史子》无法推知原因外，其他著作都是因浅薄、迂诞、依托、因托之由。第二类：方士所作，浅薄丛钞划入小说家。《封禅方说》十八篇、《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臣寿周纪》七篇、《百家》百三十九卷、《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以上六种作品都为汉代作品。张舜徽先生在《四库提要叙讲疏》认为：“《汉志》小说家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外，尚有《臣寿周纪》七篇，《百家》百三十九卷。书以周名，犹《易》象之称《周易》，盖取周普、周备之义。《周纪》《周说》，殆即后世丛钞、杂说之类。《百家》一书，尤可望名以知其实，此非钞纂而何？”［12］张舜徽先生将这些作品认定是丛钞、杂说之作。而《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多是“待诏”方士所写。此类作品都因浅薄丛抄归于小说家类。总之，《汉志》十五家书目著录形式突出“依托”“因托”“浅薄”之意，“浅薄”既可指语言的粗陋，也可指内容的荒诞，这些构成了《汉志》对小说的基本定位。
其次，从书目作者与内容看：作者多是方士，或是后人依托。以现有考证而言，汉代所传之作，作者几乎都是方士。而其余无法推知作者的，多是依托。书目内容为方士所言、古史所传、百家所传，分类方式驳杂。在这十五家中，篇（卷）数①列为前三位的是《虞初周说》《百家》《周考》，合计为篇（卷），占据总数的83.9%。其中《虞初周说》数量最多，且从序言可知，这是武帝时人，为方士。张衡的《西京赋》有言“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薛综注为“小说，医巫厌祝之术”［13］25。此书可视为方士之书。《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也可归类于方士之书。数量排于第二的是《百家》，没有小注。张舜徽认为这当是“殿各家之末”，由“学者撮抄精言警句之编”，也可看作以“小说”形式存在的百家之说。［14］从内容上看，十五家中《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说》都可看作是百家所传。其三为《周考》，注为“考周事也”，即是对周之“事”的汇集。张舜徽认为此书称为“周考”，“尤言丛考也”，并推测“盖杂记丛残小语，短浅琐事以成一编”［14］。此说有根据桓谭《新语》揣测之嫌。如其只记短浅琐事，当有“其言浅薄”之语。就其本身著录而言，《周考》更可视为记事之书。十五家中《青史子》可看作是古史所传。以上可见，《汉志》十五家小说书目可归类为三种：方士所言、百家所传、古史所传，内容十分驳杂。
最后，对小说的学术定位是驳杂的，评价态度是鄙夷无奈的。《汉志》中对小说的评价多用“浅薄”“迂诞”“依托”这样的词汇。“依托”在《汉志》兵家中也可见到，并非是“小说家”独有。而“浅薄”和“迂诞”是《汉志》对小说的主要定位，是从内容和语言风格进行的评判。由此可知，《汉志》对小说的评价是鄙薄的。
与《汉志》相比，《隋志》在小说家作品著录上思路更为清晰，对选入书目的标准更为明确。以《隋志》小说家的著录书目来看：
《燕丹子》一卷丹，燕王喜太子。梁有《青史子》一卷；又《宋玉子》一卷、录一卷，楚大夫宋玉撰；《群英论》一卷，郭颁撰；《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
《杂语》五卷
《郭子》三卷东晋中郎郭澄之撰。
《杂对语》三卷
《要用语对》四卷
《文对》三卷
《琐语》一卷梁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
《笑林》三卷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撰。
《笑苑》四卷
《解颐》二卷扬松玢撰。
《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
《世说》十卷刘孝标注。梁有《俗说》一卷。亡。
《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
《小说》五卷
《迩说》一卷梁南台治书伏挺撰。
《辩林》二十卷萧贲撰。
《辩林》二卷席希秀撰。
《琼林》七卷周兽门学士阴颢撰。
《古今艺术》二十卷
《杂书钞》十三卷
《座右方》八卷庾元威撰。
《座右法》一卷
《鲁史欹器图》一卷仪同刘徽注。
《器准图》三卷后魏丞相士曹行参军信都芳撰。
《水饰》一卷
右二十五部，合一百五十五卷。［9］-
首先，《隋志》著录小说有二十五部，一百五十五卷，在数量上，书目增多了，但卷数减少了。这十五家小说定位的主要标准如何？《隋志》小说家小序和书目小注中都未见“浅薄”“虚妄”此类明显带有贬斥倾向的词语。显然，与《汉志》相比，这并非是《隋志》断定小说的主要依据。书目本身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著录时间，这些书目除《燕丹子》之外，都是魏晋时的作品。其二是书目的著录分类，与《汉志》不同，《隋志》小说家书目著录不存在“文献重出”现象。②这表明，《隋志》“小说”分类有明确的标准，即以新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而定位，以“合其近密”的原则进行了调整重构，这是小说文体的新发展，也是学术建构的尝试和努力。
其次，从书目作者与内容看：小说作者多是门阀贵族和官僚阶层③，书目内容主要是“谈笑应对”和“艺术器物游乐”两类。在所有书目中，《隋志》著录小说书目卷数最多的是三种，即萧贲撰《辩林》二十卷，《古今艺术》二十卷，《杂书钞》十三卷。鲁迅先生认为，“其所著录，《燕丹子》而外无晋以前书，别益以记谈笑应对，叙艺术器物游乐者，而所论列则仍袭《汉书·艺文志》”［2］3。鲁迅之说颇为精准，这二十五部小说著录确可分为“谈笑应对”和“艺术器物游乐”两大类。《隋志》所著书目，《语林》《杂语》《郭子》《杂对语》《要用语对》《文对》《琐语》《笑林》《笑苑》《解颐》《世说》《世说》《俗说》《小说》《小说》《迩说》《辩林》《辩林》都可看作为“谈笑应对”之作，而《琼林》七卷、《古今艺术》二十卷、《杂书钞》十三卷、《座右方》八卷、《座右法》一卷、《鲁史欹器图》一卷、《器准图》三卷、《水饰》一卷可归入“艺术器物游乐”一类。这些“艺术器物游乐”作品是魏晋以来品藻之风蔓延的产物，都属于士人审美生活的范畴。此外，只有一本《燕丹子》属于叙事作品。但是查《燕丹子》内容，可以看到其文对话内容颇多，孙星衍就曾认为“娴于辞令”，也可看作是“应对”之作。由此，我们发现，《隋志》之小说已经出现了明显变化，“谈笑应对”和“艺术器物游乐”进入“小说范畴”，而“方士之书”几不可见。为何有如此大的变化呢？查其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魏晋品藻之风的影响。汉末以来，品藻人物之风渐盛，从文人的德行举止渐至言谈风度。“谈笑应对”正是人物品藻的重要内容，是琐言小说的文本呈现方式，正符合《隋志》对小说“街说巷语之说”的定位。其二，“艺术器物游乐”的纳入。“艺术器物游乐”纳入小说初看令人费解，但重新审视《隋志》对小说的定位，即可知《隋志》是将小说追溯到《周官》中的职方氏和诵训的。职方氏负责天下地图资料，诵训负责向天子讲说久远历史和地方民俗。“艺术器物游乐”正是职方氏与诵训所涉的范围，是经学政教中的重要内容。其三，《隋志》在对《汉志》进行调整时，将原来“迂诞浅薄依托”的书籍进行了重新定位。这类书被分类归置到杂史、杂传、古史等史部类属之下。如“杂史”类的序言“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9］。因此，“小说家类”的书目内容完全为之一新，小说地位更是从边缘向经学政教中心靠近。
最后，《隋志》对小说的学术定位是精细的，以“合其近密”的原则进行了一种新的学术体系构建。在情感评价上，《隋志》也不再有荒诞鄙薄之意，没有依托等字眼，行文间更为肯定。
《汉志》是对小说家身份的定位和批驳，因此，对小说家的鄙夷是从纳入之始就有的。而《隋志》有意对小说进行净化，以新的标准和方式重新分类，小说既然已经是圣人之教，自然是容不得方士之流了。因此，小说作者的阶层截然不同，正是因为其重构标准全然产生变化。在内理上，已经抛却了原有的内容，充实了新的文献，构成了新文本。
结论
回顾全文，《汉志》与《隋志》两者都在进行学术建构，但是它对小说的定位是并不相同的。从《汉志》到《隋志》，先唐时期的小说定位出现了两大变化：
其一，在儒家经学和政教秩序的体系之内，小说从边缘走近中心。《汉志》有着明显的正礼倾向，小说是受到鄙夷的经学政教的边缘文献，无法达到“《六经》之支与流裔”的高度。而《隋志》在中庸通变的思想主导下，“小说”被定位在“圣人之教”内，小说的地位明显从边缘向经学政教的中心靠近。从作者来看，《汉志》小说作者多方士，而《隋志》小说作者多门阀贵族和官僚阶层。这种变化正是不同时代儒家政教体系由牢固而松动的体现。汉代“独尊儒术”后，完整的儒家政教体系得以确立，并成为官僚贵族信奉的伦理道德准则。“方士”所完成的“小说”多是浅薄依托之作，不可能得到贵族官僚的青睐。汉末至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朝代更迭，儒家思想不断受到道家和佛教的冲击和挑战。谈玄论道、钻研佛理是门阀贵族和官僚阶层的重要文化活动。经学政教体系渐趋松散，“小说”被经学政教鄙夷的色彩减弱，渐渐由政教边缘走近中心。由此可见，从汉至唐，唐人对小说观念的态度已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二，在书目归类和书目内容上，小说变驳杂而精细。《汉志》所著书目是在先秦诸子文献的基础上完成的，书目从先秦延伸到汉代，书目内容包含了方士之书、百家之书、记事之书。这一分类中包含着难以分类的“方士之书”，还包含着与《春秋》史书近似的记事之书。这种作者身份不一，内容驳杂的分类，是一种杂糅并列的学术色彩的定位。《隋志》所著书目范围基本定于五代内，小说作家多为门阀贵族与官僚阶层，书目内容用“合其近密”的原则进行了分类，以“琐言”小说定位为核心，分为了“谈笑应对”和“艺术器物游乐”两大类。原先近史的浅薄虚妄的作品按其内容则分在了史部的杂史、杂传、古史等类中，百家之作则分在诸子其他类。显然，经过调整，《隋志》中“小说”的分类变驳杂而精细，基本走出了浅薄虚妄的桎梏，具有文体意味的学术定位。
由此可见，从《汉志》到《隋志》，先唐时期的小说定位从杂糅并列的鄙薄作品走向琐言为主的近“圣教”作品。小说在书目归类上，变驳杂而精细，小说观念从汉代小说观走向全新的五代小说观。这种新的变化既是学术体系发展明晰的结果，也是时代语境中士人小说观念的变化所导致。《隋志》中的“谈笑应对”和“艺术器物游乐”作品正是六朝品藻风气与琐语类小说兴起并进入学术体系的一种体现。他对那些形制类似正史却又浅薄虚妄的作品归入史部的调整，也是一种对小说文体自觉认知的体现。通过这些努力，《隋志》在小说定位上显得更为精细准确，更为符合五代史志的小说定位。《隋志》小说类通过对当时的“小说”观念进行调整重构，进行了具有文体意义的小说定位尝试，这也是学术体系渐渐专业化，分类更为精细化的结果。
但是，《隋志》对小说的定位与《汉志》、刘知己《史通》、《四库全书总目》迥然不同。史部小说和子部小说仍然会引起后人的不断争论，未能形成统一的标准。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其一，《隋志》学术建构的尝试与其效果并不对等。《隋志》将同是街谈巷语和委巷之说的小说和杂传杂史等分为两类，虽是从五代实际出发，但二者在定位标准上的相似，却引起了后人的质疑和重新定位。其二，刘知己的影响。刘知己的《史通》对小说的界定使得《隋志》小说定位受到挑战，小说观本身为之一变。其三，唐传奇对杂传的发展对小说的定位产生新的影响。有唐一代，传奇作为杂传的发展异常夺目，琐言类的小说作品在唐代已经渐现颓势。种种因素互相影响，小说文类的指向更为复杂，那些虚妄的浅薄的作品又因《汉志》的影响，时代的变化又回归到小说定位的学术体系中来，重新走向叙事驳杂的一面。
总之，《汉志》与《隋志》的对比阅读可知，先唐时期子部小说观念不只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承袭”，而是古人在学术体系内的对子部小说的新的学术建构，这应引起我们更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