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效果好的医院 http://www.zggylt.com/四、求学路上的奋斗与艰难
于立忱的《对于辜仁发控妻案的感想》，提供了她旅东行止的相关信息。以往凡谈及她的留学时间，都笼统说年春，不知到底几月份动身。辜仁发的案子年3月曝光，于立忱的评论4月1日发表，说明此前她尚未启程。日本学校实行春季开学，每学年分为三学期，2月底至4月上旬为春假。推算下来，于立忱应在4月初动身，途中辗转数日，在新学期开始前赶到东京，进入早稻田大学院经济系。
4月28日，天津女青年会在《大公报》上预告，30日的劳工节大会将有于立忱等人出席演讲，但此后并未见有于立忱到会的报道，恐怕这条预告有扩大宣传的作用，其实于立忱此时已经不在天津。
曹聚仁赞同她的观点
留学初期，立忱就妇女与教育问题继续向《大公报》及其旗下的《国闻周报》投稿，写过《娜拉脱离家庭的原因与走后怎样的问题》和呼吁改革国内小学教育，提高教员待遇的文章。年7月的《献给时代的女性》，投给了沈兹九的《妇女生活》。
《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年底在北京女子师范高等学校文艺会上的演讲，是妇女解放运动所要面对的深层次的大问题。立忱在讨论中认为，娜拉不是奇人，而是一个普通女子，具有一般女子所有的优缺点。这观点很实际，很有现实意义，得到曹聚仁的赞同。在总结十年来这个老话题有无进展时，他专门引用了于立忱的说法：
于十年之后，回复到十年前的旧问题，其观点难道一点没有差别吗？不，十年前的娜拉，以女英雄的姿态出现于我们面前；现在大家心目中的娜拉，已如于立忱所说：“我们理想中的娜拉，应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具有一般女子所有的性情与气质，她有一般女子所有的优点，也有一般女子所有的缺点；觉悟的时机到来，她先人觉悟了，却不是由于她是奇人，正是因为她具有普通人应有的各面。”（见《娜拉脱离家庭的原因与走后怎样的问题》）因此，娜拉出走以后的种切，并不能依靠一斗或一担的同情来支持；所需要的还是鲁迅所提出的问题：“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除了曹聚仁看重的这一提法，《娜拉脱离家庭的原因与走后怎样的问题》里不少论述都比立忱主编《大公报》妇女版时的文章更有深度。她认真阅读了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她读的可能是日译本，或夏衍年通过日译本转译的中文本。因为该书的中文译名年才根据德文版改译为《妇女与社会主义》。文中介绍了该书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对妇女地位低下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的分析。立忱写道，娜拉出走以后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勇敢地走向这新发现的奋斗目标，为争取人的权利，牺牲一切，在所不惜。第二条路，由于挫折感到精神上的疲劳，便暂时停顿不再前进。这种畸形的生活不能持久，或者找到比以前的家庭幸福些的休息处所，安逸终了；或者因无处可走，仍回到原来的家庭，亦非心之所甘。性格强烈的，会采用自杀的决策；性情弱一点的，会糊里糊涂的堕落下去。中国社会少有脱离家庭的妻子能达到理想中的成就，迂回周折的结果仍逃不出原有生活的范围，不过为自己的一部历史多点缀了些花样而已。她认为，聪明的娜拉应该了解目前的傀儡地位“不是某一特殊环境的原因，而是缘由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普遍现象。”中国的娜拉“普遍的出现于生活基础最不稳定的中产社会”。“经济的独立，最易促进女子人格上的自觉”。“从事职业劳动的妇女，才能把妇女运动的责任担负起来！”这些阐述里有她的理性思考。
勤奋、拼搏抵挡不住肺结核
于立忱留学期间的主要精力，相比而言，更集中在与日本的政治、经济相关的问题上。她翻译了日本法学家美浓部达吉的《日本政局之展望》，经济学家小岛精一的《英国之远东政策与日本》《中日满经济集团的意义及其展望》。这些文章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地区的推进计划，对日本在东亚、南亚地区的经济政策有直截了当、毫无遮掩的论述和大量数据。
年5月，《大公报》三驾马车之一的胡政之，和王佩之、黄钱发两位报社元老访问日本，于立忱随同他们考察了名古屋。日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立计提前通知名古屋商工会议所理事三浦协助照料。26日晚乘夜车从东京出发，翌日清晨抵达名古屋，立即投入为期两天的行程。他们紧锣密鼓地访问了《新爱知》《名古屋新闻》两家新闻机构、六家工厂、五个家庭小工业，涉及新闻出版、陶瓷、毛纺、时钟制造、现代化养鸡、传统工艺品等门类，还顺路参观了扩建中的日本第四大货运港名古屋港，访问了大阪朝日驻名支局。考察对象从大到拥有八百员工的知名企业到仅仅一名老妪独立操作的家庭手工业，规模不一，产品各异。于立忱很快写好《名古屋视察记》，和胡政之的《日本之行》在同一期《国闻周报》上发表。
《名古屋视察记》详细记录了一路的见闻，对采访对象的历史与现状、产品特色、生产工艺、内外贸易销售额、企业管理特色、技师与工人人数、女工童工比例、劳动时间和工资收入，逐一加以归纳，为国内民族工商业界提供了大量参考信息。视察记还对与中国同类产业和市场营销有直接关联的环节夹叙夹议，对不允许近距离参观的军工生产，也不漏过要捎带一笔，在大量细节描写中显示出娴熟的职业技能。
几个月后，国内金融界商界联合组成大型经济考察团，拟对日本作为期三周的访问。10月2日天津《大公报》报道了考察团即将东渡的消息，考察团规格颇高，团长为《大公报》社长、著名实业家吴鼎昌，团员均为金融工商界的显要人物：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汉口商会会长黄文植，上海银行公会会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广东中央银行行长邹敏初，北平银行公会会长、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中国、交通两行常务董事钱永铭，上海商会会长俞佐庭，招商局总经理刘鸿生，天津银行公会会长钟锷，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中国农工银行总经理胡筠庵，以及中国酒精厂的董事长、武昌裕华纱厂的厂长等等，加上他们的私人秘书、专家、亲眷，浩浩荡荡34人。名单最后一位为“事务员于立忱女士（平女师范学校毕业，在日留学）”。她的这次任用，想来是《大公报》的安排，或者与高效的名古屋之行有关联。紧接着，3日、4日两天的《大公报》连载了她翻译的小岛精一的《英国之远东政策与日本》，译者推荐该文“内容多代表日本有关者之意见，殊有参考之价值也”，可视为对赴日考察的配合。5日《大公报》刊发“社评”，介绍考察团此行将注重与经济界人士接谈，不愿多作政治色彩之交际，“希望日方息止对华之政治上之相凌，而真正走上两国平等提携之路”。
考察团临行前茶会、宴会一场接一场，吴国桢、孔祥熙分别单独饯行。上海《申报》《大晚报》也对包括于立忱在内的考察团名单、送行活动、在日行程有连续报道。吴鼎昌在行前讲话中说：欧战以还，日本工商业突飞猛进，我国经济界久拟前往考察，今幸于短期内成立各地各业联合之考察团以偿夙愿。此行将详细考察人造丝、纺织业、银行学、会计学，其他新兴工业暨经济情形。因考察种类不一，团体行动之后再行单独或分组考察，返国后将报吿考察所得，以供各界参考。10月6日，于立忱随考察团登上上海丸。汇山码头，光影闪动，送行者不下百人，有孔祥熙的代表、中央银行秘书长谢霖，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还有梅兰芳、邹秉文等各界名流。日本驻沪总领事、情报部长、日本在华工商会议所会长、在华纺织同业会会长，也在送行人群中。给这样一个重镇如云的考察团作事务员，必定头绪繁多，压力山大，年轻干练的于立忱面临新的挑战。
万没有想到，挑战成为谢幕。赴日经济考察团启程以后，经常刊登于立忱文章的《大公报》《国闻周报》上再无她的信息，替沈兹九的《妇女生活》做驻日通讯员的事也未兑现。“由于重伤风引起肺病”，应该就是在这时发生的。沈兹九的朋友也来信证实她患了咯血症，“在静养中”。过度劳累，营养不良，是肺结核的基本诱因，揣想这就是于立忱留学生活的缩影。当她的名字终于重新出现在报刊上时，竟然是《讣告》。
谣言被谢冰莹本人澄清了
立忱离世时，谢冰莹在湖南衡山，通过姚潜修的来信才得知了消息。谢立刻动笔写了《痛心》这篇文章，回忆她和于立忱“是在一九三四年岛国的冬天认识的”。这年11月上旬，曾是北方左联领导成员的谢冰莹再次赴日，拟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在参加留东学生聚会时初识了在早稻田深造的于立忱。
她们再次见面是在一个“狂风暴雨的黄昏”，在谢冰莹住处，东京阿佐ケ谷的樱之家。东京冬季多雪，不会有“狂风暴雨”，何况是平均气温比现在低的20世纪30年代。时间应在年3月下旬或者更迟一些。这天，于立忱在从汤浅芳子那里径直来找谢冰莹，邀她一起向汤浅学俄文。因为三年前谢来日本时，汤浅在中条百合子家里见过她，彼此认识。汤浅从事苏俄国文学翻译多年，译过契科夫的《樱桃园》，高尔基的《马卡尔·楚德拉》《在底层》等。中条百合子是小说家兼文学评论家，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中央协议会委员和妇女协议会的负责人，年与宫本显治结婚。宫本被判无期徒刑后，中条坚持信念不动摇，直到战后宫本被释放。她身后出版的与丈夫的狱中通信，被誉为“真正的爱情诗篇”。汤浅和中条曾于年结伴去苏联，访问过高尔基，参观过工厂、矿山、学校，为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所感动。
谢到日本几个月后，日语水平已大有提高。她满心欢喜地接受了立忱的提议，抒发着见到了“照耀着全宇宙发热的太阳”般的心情：
“好极了！立忱，我们一路去吧。”
于是四只手握得更紧了，两颗心跳的更快了，两个人像孩子似的抱着傻笑，闪烁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座花园，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一个照耀着全宇宙发热的太阳。
不管后来于立忱向汤浅学习俄文的进展如何，这件事都证实了她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成员、与日共女作家的交往，丰富了《申报》介绍她和“日本女作家神近市子、竹中繁、林芙美子、中条百合子皆极契合”的说法。
《痛心》接着写了于立忱的那次住院手术，写了谢和《朝日新闻》社的竹中繁及其他朋友在病房里探视的情形：
你对待朋友是那样的热情，关心，你是竹中繁女士最佩服最喜爱的中国友人。……你害了盲肠炎躺在庆应大学的病院时，天天有许多中国朋友去看你，但女性中以我和竹中最勤。记得是割盲肠炎的那天早晨，我第一个跑去看你……
“我知道你今天施手术，所以没有准备去学校，抱着的是牛肉汁和鲜花。”
望到鲜花你微笑了，要我好好地插在瓶里。一会儿竹中来了，她手里也拿了一束鲜花，比我的还大，你更高兴了，不住地叫着：
“妈妈，妈妈，很感谢你，很感谢你！”
被推去手术室的一刹那，你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用着留恋而恐惧的视线在我们的脸上扫射了一下，竹中和我同时宽慰着说：
“不要害怕，一下就回来的。”
……半点钟过后你被推回房里了，所有在等候着消息的朋友都庆祝你渡过了难关，你自己那时更比我们快活。
原文写得比较琐细，引文用了删节号，以突出这两个关键点：
一、于立忱是因“害了盲肠炎”住院手术，和产科无关。
二、于立忱从被推进手术室到手术结束回到病房，房间里有不少来看望的朋友，谢冰莹是其中之一。
手术是在哪年哪月呢？据年4月23日《读卖新闻》，谢冰莹于当年4月14日夜在大岛公寓被警察带走并拘留。被捕的原因，一说因为抗议溥仪访日，一说“被认为有国际共产主义嫌疑”。后经柳亚子去电营救，三个星期后保释出狱，限期离境。对照年5月29日《大公报》的说法：“不幸女士东居甫及一年，即患盲肠炎”。于立忱年4月上旬辞去《大公报》妇女版工作，东居甫及一年，手术应该是也只能是年的4月上旬。假如这次手术是在于立忱年临近回国之前，谢早已不在日本；哪怕只晚上十天半月，谢也会因失去行动自由无法去探视的。《痛心》再清楚不过地证实了于立忱这次住院手术的病因、时间、地点。
文章继续写道：
从狱中出来后，我们住在日华学会，你每天都来看我们。并且告诉我竹中很关心我们。
“她问你们什么时候走，她和神近市子都要来送行。”
“不！连你都不许去送。”
我是怕连累你们才这样说，你却说：为了朋友，为了正义，什么都可牺牲。我们被捕时，日警已去搜查过你的房子，但你一点也不害怕，仍然为我们的事奔走。五月十七日是我们离开东京恢复自由的日子。
想不到东京站一别，竟成了永诀。立忱，叫我如何不伤心！
为了怕妨碍你在东京的生活，我们回国后，很少给你写信，你几时回国的，我也不知道。五月十七日我安葬了母亲回到衡山来，才读到潜修兄的信，说你在杭州西湖养病，天天想自杀，正要写信给你，却不料噩耗传来，你已经离开了人世！
这段文字里多次提到的“我们”，是指谢冰莹和黄震（特），从年到年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年秋黄震没有和谢同时东渡，大约第二年3月份才在日本与谢会合。
梳理一下谢和立忱交往的这几件事，它们前后衔接得很紧。年底相识。年天气转暖后，立忱约谢一起学俄文。4月上旬立忱动盲肠手术，手术当天谢与友人同去探望。4月14日谢和黄震被捕，立忱因受牵连，住处被搜查。谢、黄二人被关押三星期后，5月上旬出狱，17日离开东京回国。离开东京前，立忱每天去住处看望他们，直至去车站送行。《大公报》说立忱“施行手术后，不如平日康健”，显而易见，谢在遇到危难时，立忱无所顾忌地为她四处奔走，应是术后身体没能很好恢复的原因之一。
谢当时对于立忱深怀感激，《痛心》写得很中肯：
你是个受过苦难来的女人，也是个经过无数挫折，从黑暗的社会里奋斗出来的战士，你有女性的温柔，慈爱，多情，同时更有男性一般的刚强勇敢。对于现社会，你时时都感到不满，但你并不空发牢骚，你在整天着埋头读书，研究，你常说“我要准备工具，准备建设新社会的工具！”……你生来富有反抗的精神，你反抗束缚你的家庭，反抗吃人的礼教，反抗黑暗的社会，反抗一切的强权和帝国主义，而独不能和病魔抵抗到底，立忱，我替你悲哀，替一切患了病而没有钱供给她长期休养的穷朋友悲哀，自然也替自己悲哀！
四十七年后，谢冰莹七十八岁，是失忆，还是蓄意？她的《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开头就说于立忱是《益世报》记者，接着是一长串在“产科病房”里独自向谢冰莹的哭诉，要和郭沫若“回上海结婚”。年轻人可以不懂，但谢冰莹不会不清楚，在国民*当局没有撤销悬赏通缉的时候，郭沫若这个尽人皆知的政治犯怎么回上海？谣言一出，处处打脸。为了达到明确的政治目的，丑化郭沫若，拿不相干的人来随意编派，姑且罢了，想不到一位女作家，能编出龌龊到这等地步的“秘密”，写出如许“寡廉鲜耻”“人格扫地”话来伤害、侮辱救助自己于危难的亡友。
那些替谢冰莹传谣、续谣的网络写手们，是不是需要冷静一下呢？
左翼朋友间的友情
于立忱的七妹立修谈及对大姐的印象时说，觉得大姐很像早年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员，不过我们没有发现能够切实证明这一点的信息。至于百度说于立忱“还在大学三年级时，她的共产*身份被国民*特务发现”，亦无资料佐证。
《大公报》是秉承“不*、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原则的。于立忱作为《大公报》的派出记者，留学期间未见在左联东京分盟的《东流》《杂文》《质文》等刊物上发过文章，但是，这不妨碍她参加留东同学会的活动，不妨碍她和左翼学生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年春，正是中国留日学生数量大幅度增加的时期，其中有不少进步青年，一度中断的东京左联分盟的活动也逐步恢复。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和于立忱先后期的同学中有这样一些人：朱洁夫，年入校，后在郭沫若领导的三厅、文工会工作。杨凡，年入校时已是中共*员，郭沫若为他翻译的高尔基《文学论》写过序。杨凡、朱洁夫是留东同学会负责人，经常组织留学生的活动。年10月5日郭沫若在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讲时，会场里有人制造骚乱，是他们两人最先冲到台前保护了郭沫若。林林，年入校，后转文学专业，任左联东京分盟干事会干事。姚潜修（尔觉），年入校，东京分盟刊物的成员。他们后来都是《救亡日报》社的中坚。还有同校不同系的邢桐华，俄语极好，《质文》中与俄语有关的内容都由他来校订，包括林林译述的高尔基的《论文学》。一心渴望学好俄语的立忱，想必知道这个同样因肺病咯血的同学。邢桐华后来也加入三厅机关，撤到桂林一年半以后病逝。
年郭沫若与左联东京分盟成员。前左起：邢桐华、任白戈；前右起：魏猛克、陈北鸥；后左起：蔡代石、张香山、姚潜修、张罗天
年夏，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员任白戈也因国内政治形势所迫转移到日本，他没有进入某所大学学习，于立忱同样了解他的情况。得到鲁迅、郭沫若支持的《杂文》《质文》正是任白戈带领一批文学青年们创办的。秋冬时节，东京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任白戈担任干事会书记，在中国学生中间组织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团体，推动各校留学生通过选举把国民*把持的留日学生总会的领导权夺了过来。西安事变后，他受到东京警视厅的监视，留在日本已不安全。年2月，于立忱学业结束，《大公报》停发了对她的资助。立忱清楚任白戈的处境，约他一起回国。无论肺结核有没有痊愈，回国途中有志趣相和的朋友同行，都是幸事。立忱做了稳妥的安排，让任白戈和妻子李柯（月轩）搬来和自己同住，松懈了警方的注意。李柯曾把郭沫若的《豕蹄》用拉丁拼音写出，和原文一起对照出版，还是个有戏剧表演才能的北方姑娘，写信支持过家乡绥远的妇女刊物《新女性》。几天后，他们三人同船离开日本。任白戈这样回忆：
我在日本未住学校，也未参加那些学校的活动，并用的假名在日本居住的。但日本警察从我在日本一年多的活动知道我是左翼的人物，所以把我列入监视的名单。日本警察差不多每一星期或半月都要到我们住地访问一次。在这种形势下面，我们就只好沉着气呆在日本。到了年的春天，形势缓和了。日本的警察也不常访问我们了，我便准备回国。适逢原来和我认识的《大公报》的记者于立忱也准备回国，她约我一道走。她在日本因《大公报》的关系同日本各大报纸都有联系，是日本警察认为毫无问题的人。我的情况和处境她都知道，我们就商量好了，把一切行李都托运了，随身只带日用的东西。当我动身回国前，我还搬到她住处去一同动身。一路上还有日本各报社派人来照顾她。这样我就在他的掩护下顺利回到上海了。
回到上海，立忱的结核病复发，再度咯血，加上重度失眠，一年多前因肺病导致的抑郁情绪骤然加剧，痛不欲生，精神迷离。在杭州葛岭保俶塔旁的疗养院疗养时，几次轻生，幸被及时发现。白薇在病中也得知其近况，说立忱“是最近认识的几位可爱的女青年中最优秀的一位，可惜她病着并且忧郁得很厉害。”西湖的空气使立忱的肺病有所缓解，返回上海。任白戈嘱咐姚潜修、林林帮助照顾她，暂住在林林家里。不料仅仅三天，猝不及防的悲剧还是发生了。
留学前任天津左联书记、就读东京高等师范学院的张香山，比立忱稍晚些时候结业回国。当他在报上看到立忱的噩耗时惊诧不已，回想年秋天蔡代石、魏猛克准备回国，立忱在住处为他们饯行，伴着郭沫若同去了一伙《质文》社的“不速之客”；回想11月15日“三五七祝”这天为给郭沫若令郎过节，在千叶县的田圃小径，郭先生家的廊上交谈对日本下等社会以及“水平社”的看法；回想留学生们一起在如水会馆看电影《复活》；回想年初受到日本“刑事”追究并涉及立忱时，怕连累到她，“终于用狡猾的方法没有提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希望她能养好病，重振过去服务社会的精神，所有这些不久前才发生的桩桩件件让他不禁落泪。
因为职业关系，于立忱生前交游很广，可是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以至身后，除了亲人立群，守护在她身边的不是《大公报》的同仁，不是她服务过的实业界重镇的部属，而是从日本归来的左翼朋友，他们并不限于早稻田大学的同学。立忱的生前身后得到过他们的信任、理解、保护，感受过温暖的友爱，值得欣慰。
年末，立群已进入新华电影公司。她用黎明健的名字，先后参加过《人间仙子》《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的拍摄，在《秋雨残花》《富春江》里扮演过女主角。转过年来，因为立忱的关系，黎明健的朋友圈里除了司徒慧敏、田方、吴永刚这些左翼电影工作者，又增加了不少从日本回国的左翼青年，进而认识了何香凝、潘汉年、郭沫若……黎明健想随任白戈、李柯一起去延安，没来得及实现。姚潜修参与了上海第一国际难民收容所的管理，林林介绍她加入收容所的志愿者队伍。她一面参加街头演剧宣传，一面学习紧急救护知识，组织“抗日妇女衣履缝纫团”，和其他妇女团体联合组成前线慰问队，把困在田间、路旁医院。人们还在报上看到她发来的战地报道：
“晚上日本鬼子是不敢动的，最讨厌就是汉奸，我们的交通，电话线常常被他们妨碍，从前我们拿到一个汉奸时总不肯随便就弄死，大半数都送到后方去，现在可不了，抓到就毙了。”“几年来我们受鬼子的气真叫人太难耐了，这次总算有了杀敌的机会，怎么肯放松呢！只要我们没有死，我们总得给东洋鬼子打回老家去。”听这些话，我兴奋到说不出话来，“有了这样不怕死的战士，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了！”
突然敌机又来了。整个的队伍便分散开来。我躲到草堆里，仰望飞机的动静，不久它就飞走了。我由草堆里钻出，忽看到身旁有两位武装的儿童身上带有不少东西，我好奇的去问：“你们几岁啦?”“我十四。”“我十五。”他俩活泼的答着。说是四川人。我又问：“你们是到前线去作战吗？”“是的。”他的答复叫我吃一惊，我本以为他俩是勤务兵，倒没想到——是火线上的斗士。我不自主地和他们说：“你们真是好男儿。已打过仗了吗？”“打过，我并且用手榴弹将冲到我阵地来的敌人炸死过好几个。”他们得意的说着。时间不许我们仔细再谈，便拍了一张照留个纪念。这两位武装小同志我将永远记着他俩的伟大。
《战地剪影》作者黎明健（中）与淞沪火线上的小战士
相信如果立忱健在，定会写出更多昂扬士气的文章，抓拍到更多感人的战地场景。
上海沦陷前夕，黎明健面临着几种不同的选择。新华影片公司留她继续拍片，张季鸾许诺出资送她读书，都被她回绝了。她把“抗日妇女衣履缝纫团”募集的余款一百元交给夏衍，托他转给八路军，做好参加洪深领导的战地演剧队转入内地工作的准备。这时，她得到郭沫若的介绍信，介绍她去延安上学，真是无比欢心。于是，她和《救亡日报》南下先遣队成员姚潜修、林林、叶文津——这些立忱的朋友一同撤往广州，等待机会绕道前往日夜向往的北方。
年底《救亡日报》南下先遣队员在广州：于立群（左一）、姚潜修（左三）、郁风（左四）、林林（右二）等。叶文津摄
抑郁症，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知是一种常见病，高发于青年和老年两个年龄段，有多种治疗方法。然而对于人均寿命只有35岁、精神医疗常识尤为不普及的昔日中国，抑郁症却是专门扼杀青春的杀手。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如果得不到适当的物理的或化学药物的治疗，是无法自愈的。越是一向严格律己，长期隐忍内敛而有抑郁倾向的年轻人，病情爆发越是突然。于立忱正是这样一个被抑郁症夺去青春的患者。曾几何时，她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分析过女青年自杀的社会现象，哪料到高远的志向和过低的自我评价形成的巨大反差，会使她神经崩溃，被病态的苦闷、自卑、绝望淹没。从年4月开始投稿，到年12月的绝句《咏风筝》，她的写作生涯只有三年半。文如其人，透过如今搜寻到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到一个清纯洁白、正直奋进、敏感热忱、独立忘我而脆弱的身影，为争取妇女解放，实现社会公平，发展教育，振兴民族工业，增强国家实力做过的努力。
感谢翟月、何玉、李玉彩、陈瑜等人的帮助，使于立忱的生活轨迹、著译文章有了集中回放的可能。
(全文完，注释、附录《于立忱著译文章》篇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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