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治疗医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7%A7%91%E7%99%BD%E7%99%9C%E9%A3%8E%E5%8C%BB%E9%99%A2/9728824?fr=aladdin[提要]“五四”和后“五四”时期很多女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挑战了性别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话语。丁玲、凌叔华和陈学昭等在对现代异性恋关系的再现中不断质疑关于女性低等和从属性的观点；庐隐、凌叔华等以文学的形式讨论了女性同性关系的话题，超越了异性恋中心主义；后“五四”时期，谢冰莹、白薇也借用“女兵”或革命身份重新定义“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内涵。这些女性主义文学作品都包含了对性别二元论和本质论的反抗性话语，它们显示出“五四”女性文学中“新女性”话语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有助我们理解年代之后女作家对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关系的深入书写以及对妇女与革命关系议题的持续讨论。[关键词]“新女性”“五四”女性文学性别二元论本质论[作者简介]刘希，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助理教授，博士[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
建构新的现代个体身份和女性身份是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话语的重要内容。在具有新的性别维度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量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中国年轻女性开始追求经济自主和人格独立，成为中国第一代“新女性”。她们成为编辑、作家、记者、翻译家、评论家和出版家等等，积极参与到“五四”之后新的文化建设之中，而文学书写成为大量“新女性”作家追求独立和展露自我的重要发声场。“五四”和后“五四”时期（年代中后期）的女性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的女作家有陈衡哲、庐隐、冰心、丁玲、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凌叔华、沉樱、袁昌英、陈学昭、陆晶清、谢冰莹和白薇等人。“五四”女性文学是现代女性文学的开端，也是现代中国女性主体性的非常重要的呈现方式。
而关于“新女性”的“主体性”，特别是现代中国“女性”身份认同的内涵，一直是学术界持续讨论的话题。“五四”时期性别话语的复杂性在文学上也体现在男性知识分子与女性知识分子对性别议题书写的不同上，而“五四”女性主义文学的独特性贡献也是一个需要继续考察的问题。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三个重估人的价值的新视角：“人性”(humanity），“个性”（individuality）和“女性”（newwomanhood），那么对于前两者学术界的意见分歧不大，人道主义话语影响下的新的“人性”观念和个人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新的“个性”观念的传播和影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誉为20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原因。然而，对于新的身份认同“女性”的讨论则众说纷纭，这个新的社会身份、主体立场连结着什么样的女性主义观念，所谓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概念是否能完全覆盖“五四”女性主义的复杂话语和内核？文本将尝试探讨以下一些问题：“五四”女性作家对“新女性”生活的文学再现都涉及了那些复杂的女性生活经验？这些作品是如何将“新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化，加以讨论和再现的？不同的关于“人性”、“个性”和“女性”的话语是怎样被这些作品吸收、借用和予以协商的？这些作品是如何回应同时期男作家性别论述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的？
一、研究背景和重要文献
对于“女性”这个主体立场和影响“新女性”身份认同的主导性的社会性别话语，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看法。美国学者白露（TaniBarlow）在其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重要著作《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TheQuestionofWomeninChineseFeminism）中提出，为了对抗儒家伦理，五四知识分子们在殖民主义话语体系的启发下制造出“女性”这个性别能指：“‘女性’在更大的反儒教话语里成为一个话语符号和主体立场。知识分子为了根本地变革‘中国文化’而推翻儒学经典。同样，现代主义的符号学革命也产生了如‘社会’、‘文化’、‘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和其他不计其数的新的词语，它们给予了‘女性’或者女人更加广泛的话语权力。”
但白露同时指出，“女性”是”殖民现代性”的产物，是一种优生学影响下的本质主义的性别二元论话语。在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和介绍欧洲的小说、文学批评、科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时，他们把重点放在“关于性对立和性吸引的理论上”，而同一时期的通俗小说中的性话语也是把“性”（sex）作为“一个对立的个人或个体身份的核心”，并将女人（women）作为一个“性科学的范畴”。她认为在欧洲的人文主义理论和性科学理论，特别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性别话语的基础上，中国知识分子引进了“女性”这个在词源上有着普遍性、性科学和科学主义内核的概念，将女性作为“西方的、排外的、男性/女性二元中的一半”，用以把中国妇女从儒家伦理下的家族身份、特别是为儒家家庭承担生育义务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二元论是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对主体和客体、自我和世界等进行二元对立理解的主导性的思维方式。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性质。公共与私人、理性与情感、强壮与柔弱、能动与被动、支配和从属等二元概念往往被投射在男性和女性的性别二分上面，将性别不平等自然化和本质化。而西方自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以来，不同的女性主义者就意识到并不断挑战这种性别二元论和它对女性从属性和他者化的认定。所谓本质论即文化本质论者如弗洛伊德、乔多萝、吉力根等学者开启的认为女性人格和心理在根本上受制于生理结构和童年经验的观念。本质主义观念的问题在于将性别看作是个体内在的、持续的、本质的性质而不考虑任何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忽略女性经验的历史性和多元化，让两性都固守传统的性别角色，也悬置了对社会结构问题的追问，这样很容易合法化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白露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正是接受了这种西方的性别二元论和本质论，他们“通过参考欧洲社会科学主义和社会理论的‘真理’而肯定了关于女人的被动性、生理上的低等、智力上的能力不足、性本质和社会参与不足的辩论。因此，中国女人只有在变成殖民现代主义的维多利亚性别二分中男人的他者时才成为‘女性’，女人只有在成为男人的对立面和他者时才是最根本的（foundational）”。
总之，她认为“五四”前后“女性”这个“历史的词语误用”所指征的性别主体性有著作为男性的对立、附属和”他者”的内涵，在她看来，丁玲在“五四”时期的作品例如《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母亲》正是对这种困扰”新女性”们的“女性”认同、性别主体性的文学再现。
然而，历史学家王政（WangZheng）在她研究“五四”女性的《中国启蒙运动中的妇女：口述和文本历史》（WomenintheChineseEnlightenment:OralandTextualHistories）一书中反驳了白露的这一看法。王政基于对成长于“五四”时期的女性知识分子的访谈，认为并非这种优生学的性别二元观念，而是“独立人格”（independentpersonhood）这个重要的“五四”新文化话语成为构建新女性主体性的重要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重要话语，如“人的权利、男女之间的平等、独立人格、封建伦理的非人性、对妇女的压迫”都极大地赋权妇女，促使她们重审妇女的生活。“过去被认为是正常的或‘妇女的命运’，现在都被标示为‘对妇女的压迫’。新的语言促成了对跨越性别界限的新生活的向往”。王政认为正是这种新的语言使得受教育了的妇女成为“新女性”，并且成为这种“新女性”标准是具体的：“要接受现代教育使得她们成为有意识的现代公民，同时保证有份职业；有独立的人格，即经济上的自立和在婚姻、职业上有自主决定权，有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有对其他受压迫妇女的
